2009年2月10日、11日 上海大剧院大剧场

海顿：《D大调第101交响曲》
布鲁克纳：《E大调第7交响曲》

马勒：《a小调第六交响曲》

演奏：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指挥：伯纳德·海丁克（Bernard Haitink）

“布鲁克纳第七”，“马勒第六”——对于这样的现场音乐会曲目，恐怕没有乐迷会予以抗拒，何况前来献演的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更何况坐镇指挥台的，是80岁的老大师伯纳德·海丁克。当我期待了大半年，并且最终得以连续两晚坐在上海大剧院，倾听海丁克与“芝加哥”演绎的宏大篇章，那感觉便几乎等同于朝圣了。

近年来沪的名家名团实在不少，光说美国，顶级乐团就来了好几家。然而，听来听去，这些被炒得火热的“大牛”们，却都有这样那样的缺憾——埃申巴赫和“费城”实力雄厚，效果爆棚，却被郎朗的表演抢去半场风头；MTT（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的风度可谓翩翩，但“旧金山”奏出“勃二”多少有些乏味；洛林·马泽尔索性把“纽约爱乐”搞得与自己一样老态龙钟，乐迷在台前拼命鼓掌，背后却悄悄摇头……关键是，他们的曲目几乎全是老调，多少要让人耳朵听出老茧。

海丁克和芝加哥却不同——两部真正的大部头撑起两场音乐会，没有序曲（第一场的海顿或许可以算某种“序曲”），更没有“安可”，低调的老头完全没有“秀”的兴趣——别人可是动辄两三个加演，甚至带上中国乐曲来博观众一笑呢。

严格说来，我的“朝圣之旅”从头一天上午就开始了。排练场上，被分割了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便叫人领教了非凡的“芝加哥之声”；到了正式演出，几如老友相逢：铜管出了名的灿烂，木管灵动统一；最大的惊喜是弦乐——以首、次乐章两个著名的引子为代表的抒情段落，奏得温暖而深刻；“谐谑曲”中，则表现出强大的推动力；而在需要歇斯底里时，又显得爆发力十足。整齐干净而均衡的声音，颇有一点“欧洲味”。海丁克对作品的把握更是老到，丰富的织体、多变的音色、深刻的内涵，全在其手中，布氏那饱含宗教意味的虔诚与沉重，教人欲罢不能。

“布七”还能用诸如“气象万千”、“荡气回肠”这样的词来形容，第二晚“马六”带来的震撼则几乎让人失语。开头那几小节百听不厌的引子，把人立刻拽入一个动荡的世界，心脏由此开始跟随马勒跳动。在海丁克的驾驭下，乐手们的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铜管依旧辉煌灿烂；木管仍然谐和灵动；弦乐的配合天衣无缝，大段的弱奏完美得令人瞠目；竖琴、钢片琴、牛铃、大槌和舞台背后的大钟，表现出丰富的色彩。我特别关注定音鼓，由其打出的命运主题贯穿始终而又充满变化，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马六”是马勒的生命之歌。奋斗、挣扎、温柔、幻想、孤独、死亡、永恒……在这部又名“悲剧”的交响巨作中，各种关乎人性的元素被马勒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到极致，又被海丁克与芝加哥一一呈现。整整90分钟，海丁克的“马六”几乎是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版本，却始终环环相扣，让人感受不到一点拖沓。首乐章的焦灼扣人心弦；谐谑曲的对比让人惊心；行板的引子温柔得就是（而不是“像”）天籁。终曲最让人瞩目的两次槌击象征着英雄遭受的毁灭打击，是音乐的最高潮，人生的悲剧性在此体现至极。

随着命运主题被定音鼓由强而弱地最后一次击响，嘶鸣着的音乐转向寂静。死亡终究来临，一切终于结束，一部完整的“悲剧”也就完全构成——不是伤悲，而是心灵的袒露和人性的张扬，充满着希腊式的崇高感，堪称神作。

对于音乐家们而言，两晚的演出，不吝是向两位作曲大师杰作的“朝圣”；坐在台下的听众，则跟随着海丁克走了一趟朝圣之旅，本身又是对“朝圣”的“再朝圣”。其实，若要对音乐家们吹毛求疵，也并非挑不出毛病——“布七”第三乐章开头的小号、“马六”第一乐章中的圆号，都曾出现过失误，然而，相对于海丁克和乐团构造出的两个伟大的交响世界，这些小失误实在无足挂齿。唯一的遗憾是，连续两个晚上，听众们的掌声与欢呼来得都来得太快了——人们本可以在布鲁克纳与马勒的世界中多停留一会儿，多品味一番“无音之音”。毕竟，由海丁克与“芝加哥”带来的如此震撼心灵的体验，是多么令人眷恋。

                                                                                   2009年2月12日 2：30

 

（实在惭愧，蒙编辑抬爱，本文片段刊于今日《东方早报》，忝列文化“评介”版之中，跟几篇明显比我写得专业写得好的文章放在一起，戴上“乐评”的帽子——这是多么业余的“乐评”啊，除了大抒一通情，表达一番内心的狂热外，基本无他。这只能算我对这几乎终生难忘的两晚的一个纪念，就不修改直接贴在这里见人了。）

Bach: Partita No.1 in B-flat;
Mozart: Piano Sonata in F, KV332;
Beethoven: Piano sonata in f, Op.57(Appasionata)

Chopin: Ballade in A-flat, Op.47;
4 Etudes (op.25 no.5,1,3;op.10 no.12);
Ballade in f, Op.52.

Chopin: Nocturne in F, Op.15 No.1;
Schubert: Improptus in A-flat, Op.90 No.4

钢琴：Murray Perahia    上海音乐厅   2008年10月18日 19：30

Perahia当然是牛人。大牛。操控自如，颇具风范，全场疯狂。——连周禹鹏都主动带头站起来鼓掌了，以前观众起立欢呼的时候，领导同志总要故作镇定的。

但也有毛病。最大的毛病在于太仓促。也许这是美国人的通病。我不明白很多地方为什么要弹得那么快，一些本来期待的尾音和留白被草草放过，使得音乐紧凑而略显乏味。Appasionata第一乐章便很快，于是“热情”过头，有点“疵头怪脑”，狂则狂矣，韵味不足。肖邦叙三也少了点应有的诗意，到最后索性疯狂加速了，结果连续两个高音碰错；叙四高潮处也稍显过急，一个重要的音居然被吃掉了。可惜了些。

莫扎特奏鸣曲第一乐章的反复没有做，这让我不欢喜——古典奏鸣曲的反复总是有道理的，不做反复便让人有完成任务之感。

总得来说，肖邦练习曲最好。两支叙事曲、贝多芬、巴赫，以及加演的夜曲，均有可圈可点之处。舒伯特的奏鸣曲也欠优雅，不如他的好朋友Radu Lupu。莫扎特则有点捣浆糊，不过终究是大师捣出来的浆糊，总归不一样的。

钢琴：安东·克迪（Anton Kuerti）
指挥：陈燮阳  协奏：上海交响乐团
2008年10月2日 上海音乐厅
 

同样是80块钱，今天的80块打了一点水漂，而前天则是超值——一方面是蹭到了300块的位子上去，算是值回票价；一方面是，Kuerti大师是正宗的大师，配上这样的曲目，难得听到的。

具体的应该不用多说了。弹得太好了。以至于回来之后我开始听他录制的贝多芬奏鸣曲全集，亦是杰作。Kuerti自己也很骄傲，据说他在上音的大师班课上课下曾不止一次宣称，他弹贝多芬时，“I am Beethoven himself”。

与Kuerti这样的大师相比，陈燮阳老师的表现，便不能不说是菜鸟了——虽然陈老师比克老师小一岁，可怎么听怎么觉得他挥出来的乐队像个快进棺材的老头。

上交的弦乐本来不错，但在陈老师的指挥下，缺乏了往日的犀利和澄澈。管乐就不说了，一如既往坍招势。

总的来说，是独奏大师碰上了三流乐团——尽管上交在国内应算一流，但表现出来就是三流。大概Kuerti自己也憋着股气吧。

大头兄有才！傅老师威武！在此一拜。

（8月24日晚）

张雨墨兄走了。在这个渐渐习惯乃至麻木于离别的年份，却忽地要与一个曾经近在咫尺朝夕相伴的朋友作别，不能不如霹雳。尽管此前，我们也已近两年未曾谋面。

 

雨墨兄长我两个月（若没有记错，他应是1月8日生人），少白头，架副眼镜，身子微佝偻，略显少年老成。平时大家多唤他“墨墨”，似乎也有“墨鱼”之类外号；网络上的名字叫“Gerden”。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他转入我们班，座位离我不远，于是同窗一年半。

 

雨墨兄是个聪明的学生，高中的课业对他不在话下。但这对他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你似乎可以用无数形容词来描述他，却总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概括。他在某些方面极富天才，又颇有点自由而不羁；有的时候，则又可看到他略带点傻气（当然是外表上）的认真执着。就我所感知的，大概可以这样说，他是个丰富的人。

 

才华自不必说。他可以背诵大段带“斯”字的希腊人名和他们的故事，教人云里雾里；也是个口才极佳的辩论高手。平时很能写作，如今在网上还能找到他当年在“新概念”中得奖的《物理课随笔》，也能觅得几首曾经十分流行却鲜有人能问津的形体诗——他写的长长的宝塔诗，便印在毕业册上。据说在牌桌上，他也是个好手；高中毕业后，他又开始学意大利语。

 

但印象更深的还属这种近似“天才”背后的不羁与执着。或许这三者本身就是缠绕在一起的。我并不会吟诗作赋，也不善论辩，至于棋牌更是愚得一窍不通。与他的交流，除了有时互相臧否些时政杂事外，多在大家共同欢喜的足球上。他会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喜欢的AC米兰和内斯塔，也会不加掩饰地抨击其同城对手，同时又会如学者一般摆出大段名字或是史实。在当年的足球赛里，披着13号球衣的他在左后卫的位置上表现得还颇为神勇，甚至带伤上阵——本来他并不是班里的什么“球星”，甚至踢球动作也颇有些跌跌撞撞，但这种执着却总是支撑着他。

 

曾有一段时间，我与几位同学同时耽迷在校园BBS上发文，雨墨兄也在其列。大家乐不可支，瞬间“帖数”大涨。其中数他的长进速度最快，不多日便荣登“海王”。这时他说过一句话：“我可没有一帖是‘水’的。”这好像是不足为道的戏言，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句颇有底气而自豪的话。

 

我与雨墨兄的接触不算很多，但也不少。高二学农时同在一间屋子里打了7天地铺，大概是比较难得的经历。高三分班之后，日常的接触较相对少些，但还常能打个照面寒暄一番。记得那时知道他放弃保送复旦中文系的资格，还颇不解了一番，现在想来大概也是其不羁而执着的一个注脚——有才华于文学的他或许并不愿意被文学束缚。入了大学，见面则更少了。最近的一次还是两年前的军训，结营那天在操场偶遇，他还自豪地宣称自己的衣服硬是坚持了15天没有洗，双方大笑一番，孰料就此竟永别了。

 

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他的死，这个极刺眼，又真实的词。两周前突然收到告知其失踪并征询下落的短信，脑海便曾闪过类似的不祥之兆，只是自己很快遏制了这个念头。雨墨兄是自己选择死亡的——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样的形式，也才知道两年前一别后不久，他便陷入顽疾的困扰，尽管回过头再翻看其博客日记，并不能看出多少端倪。我不知道他最终做出这一选择的现实动因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也不必知道。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抑或是对生命的一种终极表达。这一如两年前痛别的阎紫金老师，而理想主义者这个词，用在两者身上应该都是合适的。

 

但这毕竟无法阻止在世者的沉痛。于是便有了上面这些罗嗦的文字。我并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来写这样的“悼文”，因为我与他到底算不得亲近，甚至连“墨墨”这样的昵称也不称呼。当然我更不知道已在天堂的雨墨兄会如何看待它，大概他会像往常一样揶揄一下，然后捧出他的诗。我的文字似乎是不如他有力的，而文字本身又何尝不无力。于是搁笔，只祝雨墨兄一路走好。

“中国版”《图兰朵》亮相上海大剧院
“视听盛宴”不仅包含“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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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从《民国那些人》谈起
　　 钱理群   2007年9月13日于北大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民国那些人》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 、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那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不知道徐百柯你听过没有？（徐答：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读过整理后发表的演讲稿）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开设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全场活跃）。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这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二亿四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年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蒂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无耻的校内网告诉我“你所发布可能含有违禁内容 :D ”，好极，这两天真是从这个网站身上受教良多。文章在那里发不上去了，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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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北区修车铺打人事件搞得好不热闹。昨天（应该是前天了）晚上本打算写个日志也来表一下心中之愤慨——主要不是对事件本身，而是校方的一系列“善后”举措——但终究是作了罢。一方面是惰性使然，虽已写了数百字，还是没能坚持；一方面也是颇有无奈：对于一个不惜手段控制舆论的校方，对于一个不把学生放在首位的学校保卫处，对于连带的一系列近乎荒诞的举措，我们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说得再多，也是白说，甚至还要招来“和谐”之祸——比如康凌兄昨天很好的一个“报道”今天便被xiaonei删了去，我们能说什么呢？当校园媒体被统统封口，事情再度走向大而化小小而化了之时，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其实不用谈什么危机公关。出事后关闭两大bbs，堵住校内校外媒体的嘴巴，想来是校方最熟悉、最得心应手也最洋洋自得的招数——管理复旦的人一定是聪明的，他们不会不懂得危机公关，只是不屑于做所谓的危机公关，而是自然而然地以一种一手遮天的心态给出一种一手遮天的做法。这合理吗？当然不。然而不合理的东西却往往颠扑不破。连想到与之相关或不相关的一些现象问题，近到某些网站把无数正常词汇以某种名义不分青红皂白便转换为叉叉，远到一些过去的问题至今稍一提起便触犯某些金科玉律，也可以再连想到此前某些事件校方对舆论的处理方式，如此种种，这样的大环境下，校方如此行动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身这个社会便不合理，要以“合理”来要求这个学校，倒显得“不合理”了。

至于保卫处，同样不值一提。两个多月前9个农民工被包工头雇人毒打，长海医院的走廊上，民警看着工人被打断的腿和肩膀上的刀痕，仍然可以振振有词地轻描淡写：没什么事情的！甚至再对被打者非议一番；这回的保卫处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况且人家伤得还没农民工重呢。再至于愤怒的学生们连带翻出的新章旧账，比如保卫处如何监管不力导致校园内自行车屡屡失窃，或是出事过后姗姗来迟，甚至是只带了当事双方中的一方回警署而另一方却被放过——这些，你又能说他什么呢？谁让权力握在他手里，他爱咋地就咋地——这似乎是我们的很多权力持有者的共同心思，管它“公权力”不“公权力”呢。自然，你便不能要求保卫处为学生做事说话，就像你不能要求公安局为农民工说话一样。

所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不用说什么了。大家乖乖地按照上面的要求，一个个闭上嘴巴，不管是大媒体小媒体个人媒体，不管是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统统不要了；也不要再试图挖什么内线啊黑幕啊等等。我们看看就好，看这事情最后被成功地化解；看我们的网络无论是内网外网校园网社会网通过一次次删贴打叉封禁来营造起和谐的环境；看我们的校园变得更加和谐美好其乐融融——当然，大学还是不是大学，这是最值得一看的，我们或许正在经历大学褪去“大学”身份的时刻，睁大眼睛吧。